BBC | 点评中国:政治和道德冲突的中国媒体

中国数字时代

2015年底,中国记协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既正常又意外。正常是此前地方大多数省市区已成立这种机构,当然也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加以协调指导、最终裁决。意外是中国作为一个对媒体严格管理和控制的国家,多少年来竟然一直没有新闻道德委员会。
新闻道德
这就像作为一个大陆法系需要成文法的国家,虽然中国还做不到法治,但法制肯定是有了,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唯独在最活跃、影响最广泛的媒体,却一直没有媒体法或新闻法,被人戏称中国的媒体一直在裸奔。
没有媒体法,但对媒体的管控却从来没有放松过,特别是近些年随着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管控更严。除了引用刑法等相关法律外,日常管控主要靠中宣部、网信办、国新办、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等众多党政部门的规定。这些规定不是法律,往往是因为形势和政治的需要,遵照党的政策、会议精神、甚至领导的讲话或批示做出的。
这么多年来,中国媒体的指导方针不管是党的“喉舌论”、坚持正确的“导向论”、贴近群众的“贴近论”,还是这几年推行的“走转改”三项教育(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始终强调的是媒体的政治性,自上而下传达党的声音,教育群众。变化的只是宣传的形式和方式,比如官媒也广泛使用网络新媒体,多了轻松的软新闻,也会卖萌,使用网络热词。但就媒体的本质来说还是政治的工具,对它的管理也一直是政治的手段,现在怎么突然开始讲道德,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用道德的手段来管理呢?
近两年,接连出现新快报陈永洲虚假新闻损害商业信誉案、三联生活周刊尚进收企业感谢费案、以及以沈颢为首的21世纪报系集体的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案。这些不是政治案件,通常的政治和政策难以约束。尽管有许多部门制定的媒体管理条例,但面对普遍存在的这类现象,人们认为只是选择性执法。普通人对媒体的“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早已见怪不怪,就是新闻行业内部的认识也不一致。在此情况下,当局认为有必要增加手段,从思想源头和认识上管理媒体,重新强调新闻道德,并设立专门的委员会。
这就像江泽民时代,党纪国法治不了腐败,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时代的 “八荣八耻”,同样也是道德。习近平上台后搞的“整风”运动和“三严三实”教育(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还是道德。道德总是最开始强调,转了一大圈回来,又最后提醒的无奈手段。
但道德又是最靠不住的,它主要靠自律,而每个人在认识不一、面对诱惑、侥幸心理、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对道德的操守和做法会有不同。陈永洲收钱算犯罪,但中国记者普遍存在的收红包又算什么?犯罪算不上,违反道德了,又能怎么样?沈颢领导的市场媒体收企业钱财犯案,而中央巡视组称新华社利用特权搞“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事发后,上海分社只是终止与企业的合作协议,退回未执行款350万元。这种差别待遇又怎么解释?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尚进,为几家企业发表软文后收感谢费获罪,但如果企业赞助给媒体发他稿费和奖金,算违法还是失德,还是什么也不算?
而最大的问题是,媒体的道德,经常和约束媒体的中国政治相互冲突。媒体道德的最基本要求是不说假话,而政治需要说假话。邓亚萍被聘大学兼职教授引起非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出任人民日报高管职务时,说该报60多年从不说假话。一时舆论哗然,大跃进人民日报说了多少假话?文革又说了多少错话?
就在去年,中国由于实体经济滑坡,当局似欲借股市圆中国梦。股市短期大涨80%,泡沫和风险加大,但人民日报称股市并无泡沫,4000点才是牛市的开端。党报如此造势,吸引更多人入市推高,最终股灾。不知是该报无德无能,还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失德?
媒体的道德还要求敢于批评政府,监督权力,揭露丑恶。可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力推正能量,这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就是媒体要多做正面报道,歌功颂德,不给政府添乱。报喜不报忧,又算什么媒体道德?
中国官员前赴后继,因为不能从权力的产生和有效监督方面动手,穷尽党纪国法,最后还是讲道德。中国媒体乱象丛生,因为政治本质和党要专管不能变,存在行政等级、差别待遇,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开放的中外竞争。媒体彼此心照不宣,缺乏相互监督。政策规定不管用,又不愿专门立法,最后还是重拾道德神器。媒体道德在小问题上管用,但是和政治冲突怎么办?

帝国梦与奴才魂

帝国梦与奴才魂(林保华)对习近平的九三阅兵,曾经担任副总统与国民党主席的连战非得参一脚到北京参与,台湾各界有许多解读。最热门的评论是国民党史观与共产党史观的争论,也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哪个党领导的。共产党在教科书与对内宣传里自然是强调共产党的领导,甚至出现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的电影海报。但是面对统战台湾,为不让连战太过难堪,就以“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一笔带过,连战也附和这种和稀泥的观点,甚至迎合中共有关抗战14年的说法,也就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算起,否定“八年抗战”之说,暗批蒋介石在前六年没有抗日而在“剿共”。
深受国民党教育、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的连战,怎么会不知道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下达“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方针,才使共军从3万发展到近百万,加上苏联的援助,从而在4年内把国民政府赶到台湾?
连战的说法被台湾各界,乃至自己党内的同志骂翻。党内高层只有总统参选人洪秀柱事先为他打保票,声称连战“心中自有一把尺”。看来的确如此,这把尺就是洪秀柱早就声言的“一中同表”。
但是许多评论忽略了习近平的九三阅兵,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习近平要实现他的“中国梦”,也就是强军梦、强国梦。篡改历史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而连战则是充当这场宫廷大戏的佞臣与吹鼓手,来为共产党的史观服务。由于临近选战,国民党的大佬不敢轻易迎合中共而导致选情崩盘,而连战身为台湾为中共服务的首席买办,在去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后被习近平说是“买错了”而被冷藏一阵以后,再度被习近平起用,连战也得以还得意于还有其剩余价值而卖命演出。
习近平因为其“强军梦”而对军队的反贪特别辣手,两个前军委副主席即使有的已处在弥留状态也不松手,就是知道这样的军队,要拓展疆土是不可能的,就像甲午海战北洋水师那样的银样蜡枪头。
习近平上台前后中国媒体与将领因为崛起而发出的战争叫嚣,已经充分展露中共的扩张野心,具体就是不断扩大它的“核心利益”。为此除了军费几乎每年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吹嘘它的军事装备如何不断创新,再就是军机、军舰不断远征。最后就是以防空识别区来确立它的势力范围,并且以造岛作为进一步扩张势力的桥头堡。由于它的“核心利益”不断扩大,造成周边国家的严重不安。
而“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成立,是配合其扩张朝贡体系与版图的经济金融手段,也因此被美国、日本所杯葛。
中国扩张势力,第一个目标自然是台湾,因为这是它在宪法中定下的“神圣领土”。如果只是对付台湾,中国的军事势力也不必那样庞大,问题是它还要应付会来援助台湾的美国与日本。当然还有它的“世界革命”目标。这就是这次阅兵所必需的“威慑”目的。
因此台湾如何面对中国的扩张,考验台湾的领导人与政治人物。西方民主国家的元首普遍采取抵制与冷漠的态度,即使远在西欧的英法德民主国家,以及与中国有小岛争议的周边国家。偏偏中国有吞并野心而首当其冲的台湾,中国的邀请在政客当中引发热议,甚至以被邀请为荣,如果不是民进党反对,恐怕也有民进党人与有荣焉,更不要说统派政客,可见台湾对主权与普世价值认同问题的严重。而连战在反对声中厚着老脸前去,更是“纯种中国人”的表现。因为在中华文化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泽东、习近平对奴才的要求也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因此,九三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共军军机及其坦克火箭在天空与地面列队行进时,连战等台湾政客,必然也要鼓掌欢迎,摆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肉麻姿态。这种卖国行为,相信台湾人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史书也会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习近平的浮夸与虚荣

习近平的浮夸与虚荣作者:钟祖康
有人问,习近平真的会为了人家议论一下他的情史就要这样赶尽杀绝吗?当然会!习是个极重视公共形象或重门面的人,你看看企图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的姚文田,和在国外批评了习近平一下的高瑜的下场就知了。
习近平这种重门面性格,我在深入研究他当年如何剽窃博士论文时,已经深有所感。
习近平于一九九八年开始于清华大学修读的在职博士,与普通博士非常不同。修读这种在职博士毋须参加全国考试,也毋须在课堂上听课,校方会把每门课程的课堂讲学录音,寄给学生。这种在职博士可说是为领导人或高干度身订做的,好让他们不用放下权力,也可以去追求最高学历的虚荣。因此,有志于求学者,绝不会把这类在职博士看在眼里。但习报读在职博士时,本身只不过是个以小学学历并靠“工农兵学员”特权身份入读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毕业生,为什么却不像他要求香港要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那样,循序渐进地正正规规地先读硕士,再修读正规的博士课程呢?
为什么身为太子党之首的习近平在官运亨通、稳步爬上福建省省长这个阶段,日理万机之时,还要修读这样一个山寨版博士?我相信,多是出于自尊或虚荣需要。当时,习近平看到李源潮、刘延东等相继取得在职博士衔,而与福建省隔海遥望的台湾,台北市长马英九更是哈佛的真博士,可能更令习近平扫兴的是,其假想死敌薄熙来早就取得硕士衔,习近平每当回看自己被迫中断的正规学校教育,难免惨不忍睹,而受自卑情结所困,读博之念,或由此而起。
这样就出事了。治学根基不强,而且读化工出身的习近平怎样敷衍出一篇法学的博士论文来呢?这引起了包括BBC等各方人士的关注,只是苦于找不到真凭实据。但我在以“忍受酷刑般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他博士论文多处一段一段地跟其他多本早于其博士论文出版的著作的惊人雷同,而其中一本被雷同的著作的作者,恰恰是习近平于八八至九○年期间出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当时有几分姿色的女下属。
过度重视门面 死不认错
但令我更加要对习近平此人重新估计的,是他这篇博士论文的英语注释部份。习近平在他其他著作中从无引用过英语文献,却突然在其博士论文中加进了二十六个英语参考文献。但英语水平看来甚差的习近平(这从他与比利时国王漫步时一缺了随身翻译即举步维艰可见一二),怎可能读懂这些英语学术文献?但为了弄虚作假,他竟然直接把某些论文的英语注释抄过来,其中一位受害人是已故芝加哥大学农业经济大师D. Gale Johnson,他一篇论文的中译本的多个注释被习近平一字不易地搬到自己的论文上。可是,由于该论文中译者也富有中国人的差不多精神,把原文的英文注释在中译本重新输入时错漏百出,甚至某处把原文的两个注释合并为一个注释,所有这些错处,都竟在习近平博士论文的英语注释中倒模重现。
够浮夸吧!也就是说,习近平不但要让人觉得他博览中外文献,还是看原文。而且,习在省长任内,以不足四年的时间取得博士学位,还在这读博期间或写或编了其他起码五本总字数逾一百万的著作。
习近平外访时不时宣读那长得过份的“习近平书单”,看来也与习这种从精神病理学而言,属于过度补偿的行为有关。就如他乱抄人家的注释那样,相信习近平并不知道他所声称喜爱的许多作家之中,其所宣扬的文明思想正正与习宣扬的独裁愚民思想是恰恰相反的!
我相信,也是习近平这种爱装门面的性格,令他当年央求围棋大师聂卫平教他提升围棋功力的捷径,并为聂所拒,聂回忆说:“我没教他,我怕他水平不行出去给我丢人。”
习近平这种过度重视公共形象或重门面的性格,为害极大。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依然挺梁振英,因为否定梁振英,会令他面目无光。这样的人,一错,可以错到底。
http://www.botanwang.com/node/49630

来源:苹果日报

作者:钟祖康

美国崛起是当代最伟大的事

对于美国对外使用武力,无论在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中,都引起相当的争论,其中批评者的一个理由是,这是美国人为自己国家利益的行动。但这个批评根本没有力量,因为任何国家的建立,它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本国人民的安全,其次是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国的对外政策不是以本国利益为核心。这里唯一需要探究的是,美国对外政策核心中的“国家利益”是与本国人民和整体人类的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是一致的,还是有对抗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从美国在二战、冷战、冷战后(至今)这三个近代历史时期中的对外政策来看,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完全在一个轨道上:
我们首先看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非常清楚,美国的对外政策首先是为本国安全,结果促进了世界的安全,结束了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在德日意三个“邪恶轴心”侵略屠杀时,正是美国的参战,才扭转了战局。美国为此阵亡了41万官兵,伤残100多万。
没有美国的参战、没有美国人的巨大牺牲,整个欧洲都会被纳粹践踏,整个亚洲都会成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奴隶。据历史学者黄仁宇在其《近代中国的出路》中引述的资料,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2100万以上”。按这个比例推算,在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平均每年有260万伤亡。如果美国晚打败日本四年,就可能还有一千万中国人丧生!正是美国打败了日本,才帮助了中国人结束了被日本殖民、屠杀的历史。
我们再看冷战。这个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是遏阻共产苏联的扩张,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主要任务是抵御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这个时期美国也是付出相当的牺牲,仅为抵抗共产北韩、北越就牺牲了近10万官兵。正是美国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军费,才遏阻了共产主义的蔓延;才促使了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才有了东欧和俄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的今天。
如果今天“华沙条约组织”是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共产苏联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这个世界会是多可怕!正是美国作为旗手,领导与保障自由世界不被共产主义的奴役。这个期间的美国对外政策与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也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冷战之后。这个时期美国受到最多非议的是对外军事干预,但从美国对索马里的人道救援、对海地的军事干预(帮助民选总统阿瑞斯蒂复位)、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瑞加(使巴拿马走向民主稳定)、结束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人的屠杀(使穆斯林人为主体的波斯尼亚获得独立和自由)、制止南斯拉夫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使80%为穆斯林人的科索沃获得自治),干预印尼军队对东蒂汶人的屠杀(使东蒂汶获得独立),两次对伊拉克动武(使科威特从伊拉克的占领中获得解放;最后结束萨达姆统治)、铲除塔列班政权(使阿富汗人民从炸毁千年佛像的中世纪统治下获得自由)等等,都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美国的军事干预,不是以占领、殖民、掠夺那个国家和土地为目的;第二,美国的军事干预全部都受到那些国家的人民和新政府的欢迎。
有人说美国是“新的帝国”,但它与以往的罗马帝国等性质完全不同,它没有在所干预的任何国家建立殖民地,而是促使那些国家走向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
且不说在上述干预中大多数都属于人道性质,美国并没有多少利益可图,即使有,美国这种国家利益,也仍然和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在一个方向。
美国对外政策中,第二个最重要的组成部份,是它极力推销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全球化。
市场经济是美式民主的最重要基础,它的根本价值还不在经济层面,而是保障人的自由。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的资本是自己的智慧和创造能力。人和人最基本、最健康、最正当的交往是trade(交易、交换),通过交换,人们可以互享劳动成果,提高生活水平,丰富生命。正是由于智慧的交换,才有了今天巨大的物质文明。所以,自由贸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价值之一。正是为了保护这个价值,美国才致力在全球推广市场经济。
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比过去大幅提高,毫无疑问的原因是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自由度远比毛时代大。所以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扩大进出口贸易)而推行全球市场经济的外交政策,同样和人类自由、民主、安全、繁荣的共同价值在一个轨道上;它不仅对美国本身,也对其他国家走向繁荣和稳定有重大益处。今天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
所以说,美国的两个最基本、最重大的外交政策——推广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在保护美国自身利益的同时,都和人类共同的安全、自由、民主价值有一致性。
除此之外,美国是全世界最慷慨、最具同情心的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向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总数已超过一万亿美元,是全球捐献最多的国家。
美国政府设有专门的“对外援助署”。像在布什政府时期,每年对外援助额都高达近三百亿美元。在曼德拉去世之际,世人瞩目南非,更发现那里的艾滋病猖狂、犯罪率高攀(世界数一数二),而布什政府时,美国仅向南非提供的艾滋病基金就达150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911恐怖袭击后,美国联邦政府给纽约世贸大厦等经济损失补助款才是60亿美元。
据统计,美国已援助过全球150多个国家(联合国成员国才190多个)!2013年,美国对外援助总额预算已增至516亿美元。
除了直接援助,很多来自联合国的救援,也因美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最多,而提供了最多援助。联合国虽有193个成员,但美国曾长期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直到近年才减至22%,但仍近四分之一(日本承担10.8%,中国承担5.15%)。
美国远没有富裕到有钱没地方花的地步,美国有太多的领域需要资金。仅以纽约为例,很多中国人抱怨,纽约地铁太破旧,根本不如上海、香港、台北的地铁干净、高级。纽约地铁一年收入约20亿美元,上面提到的2013年美国对外援助517亿美元,相等于纽约地铁25年的收入,这笔钱可以改造、提升整个纽约市的地铁系统。但这就是美国人的慷慨!它宁可不花钱改造提升纽约的地铁等很多急需资金的项目,而向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美国除了政府外援,还有无数民间组织向世界提供巨额援助。这和美国人的慈善文化(当然还和捐款额免税)有密切关系。据施惠美国基金会(GUSAF)的数字,过去四十年,美国的慈善捐款额一直上升∶1970年不足250亿美元,到1991年就增至1108亿美元,翻了一番。2001年则达2120亿美元,又翻了一番。十年后的2010年,增至2909亿美元。2012年则达到3160亿美元。南韩和印度的外汇存底,各是3000亿美元(并列世界第七位),而美国人一年的乐捐就达3000多亿!
美国的庞大捐款额,只有5%来自大公司,大部分来自个人捐献(占75%)。美国人口三亿多点,年捐款三千多亿,等于平均每人捐款1000美元。
美国人的巨额捐款,其中40%以上用于了国际援助(从教育到文学艺术到妇女儿童健康等等项目)。像电脑软件大王比尔盖茨和他妻子的基金会,2010年度的拨款中,约80%用于了世界发展和全球健康(只有15%用于了美国国内的教育、图书馆和其他项目)。更不要说,每年有超过100万美国人到国外从事志愿工作。
美国的立国之本(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美国人的对外援助,也是基于这种原则精神。信奉和高扬这样一种普世价值的美国的崛起与强大,实在是人类的福音和幸运!
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2001年底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时引述说,“从政治与经济上看,美国的崛起确实是当代最伟大的事,它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历史。”
而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话,则传递出所有因美国帮助而获得自由的国家与人民的心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欠美国一笔巨大的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繁荣,我们的民主┅┅美国不仅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民主、自由的保护人┅┅每当我看到美国星条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个国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