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行你上啊

作者: 吴戈
每当你说中国能力有哪点不足,中国爱国人士一句“你行你上啊”(you can you up)就能把你噎死。其实我懂,你说我不行,意思也不是你自己就行,你是指你的国家行,而且行得天下无敌。那我们就看看国家的表现。
8月11日晨,中国“闽深渔05891”渔船在钓鱼岛西北37海里公海同希腊货船(已被爱国网友怀疑与日本勾结)相撞,日本海上保安厅收到求救信号,救起部分落海中国渔民。
也有还算客观的体制内专业人士评价:差距主要在日本海保73架各型飞机速度和大范围搜索效率惊人,情报与组织指挥效率高,中国正视问题,改进就是了。只有常态执法救援方显对该海区的实际管控。
然而难堪的是,4天前中国媒体还锣鼓喧天地(又是承蒙日媒披露)欢呼“钓鱼岛附近创纪录地同时出现15艘中国公务舰船”,甚至传闻中国上百艘渔船万箭齐发扑向钓鱼岛海域。
再往前追溯,2014年2月“浙岭渔冷90058”火灾,日海保3船1机先到,渔民执意等中国“舟山”舰救援;9月“闽霞渔01971”被撞,海保一直在场,中国海警、海事、渔业、外交四家踢皮球;2015年1月福清保钓气球坠海,被日本海保救起交给附近中国海警;同月货船“佳运”在菲律宾海域遇险,日本海保派机舰搜寻两天救援成功。
其实,就在解读这次海警东海破纪录执法行动的文章中,爱国军迷也主动承认:中国海警局成立以来,组成省级海警总队筹备组的体制改革在基层人事阻力不小,以致进度不一,参加行动的舰船连涂装编号也不统一。
当然,爱国军迷更多地还是再次沉醉于中国海警近年“下饺子”般的千吨级大舰服役的实力。只是每到行动时,才又是另一副神情。比如2016年4月,驻日美军P-8A巡逻机奔袭3600千米,从太平洋中部荒岛上成功找到失踪3天的遇险船员。刚有人肯定美军陌生海域跨军种联合远程奔袭,显示出色的海上小目标搜索能力,名为“笨笨的王小胖”的网友就会讥讽:“不用跪舔了,动架飞机的事儿,只说明调度比较协调,让美帝来次赈灾类型的大调动,他也麻爪”。
美军没有过大调动?反正王小胖没见过。
即使在专业人士里,王小胖的气质也颇为流行。比如,有人每天介绍大量西方精良工业技术并艳羡不已,但一看到美军B-1轰炸机十年来首驻关岛,也会在“制造业强国”的话题下阿Q式地不服道:“就知道威胁,有本事动真格的”。
美军怎么才算动真格?8月10日结束7个月西太平洋部署的“斯坦尼斯”航母打击群共飞行1.9万小时,起降8500架次,在南海巡航60天,7月26日返港休整的“里根”号航母在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巡航53天,完成600架次防空和300架次反舰/反潜飞行。
回到中国,最近“辽宁”号航母甲板上共出现10架歼-15,就成了“短短4年从4架变成10架”,年产量“或高达”两架,未来12至15年实现满编,速度傲视俄爹的米格-29K。显然这又是假装不知道F-35的生产和列装进度,因为中国媒体和军迷永远只看得见F-35的每一个故障。
他们更必须忽略的还有越南在南沙5个岛礁部署了以色列生产的EXTRA远程精确制导火箭炮,中国多个岛礁上的飞机跑道已在射程之内,只有当中国“鹰击”反舰导弹从世纪名机轰6上发射时,他们才会从“葛忧躺”中蹦起来。
他们还有一门必修课,“我海警船在中国领海执法,小日本唧唧歪歪抗议个毛啊”,但面对法国防长联合欧盟到南海常态巡航的表态,他们除了炸窝般骂作一团,永远也不会去翻一翻史地资料:法国在南太平洋有一系列法属岛屿和50万法国公民,太平洋海域贡献了法国位居全球第二的专属经济区面积的62%。法国在太平洋常年部署2800名军人和部分巡逻舰机,与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战略合作、军备出口与联合演习活跃。历史上法国也曾是南海领土争端的当事方。
可怜的是,乐于介绍这一系列现实的中国专业人士仍然不忘嘲讽:2008年法国因西藏问题,2010年挪威因诺贝尔和平奖问题均被中国制裁。显然,这两个问题的是非不在海军装备专业领域内,他也不需要懂,或者说如果懂了,就和党中央不能保持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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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映红 | 举国体制炮制出来的奥运冠军有违奥运精神

问:炮制出来的奥运冠军能成为“国家英雄”吗?

答:里约奥运会首日本朝没有收获一枚金牌,这多少令那些怀着急切从“祖国夺金”中提高自尊的观众们有些沮丧。赛前被赵姓媒体筹划的三个首日“夺金点”,先是据说有“双保险”易思玲、杜丽参与的女子十米气步枪输给了19岁的美国大一女生塔拉谢尔。接着是有2015年世界杯冠军和2012年奥运会团体冠军许安琪及2014年亚运会团体及个人冠军孙玉洁参加的女子重剑比赛,两人甚至在第一轮即遭淘汰。知名度最高,也被国人寄予最多厚望的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孙杨负于澳大利亚选手霍顿,获得一枚银牌。
从心理学角度,人们观看奥运会,为自己祖国的选手喝彩加油,出于人之天性。特别是,当一名祖国的选手获得冠军,作为来自同一国家的一员,无形中也能提升自己的自尊感和其他积极感受。这就好比,当你知道范冰冰是你女儿同学的姨妈,也同样能让你感受到“与有荣焉”一番。何况观看奥运比赛,为祖国选手获得冠军而高兴,因此而提升的自尊感可能比范冰冰是你女儿同学的姨妈更令人兴奋和荣耀。人们在观看比赛时,很容易也常常将自己投射到与自己相似的选手身上,祖国的选手获得的荣誉,相比于同省籍选手获得的荣誉,后者所带来的自尊感及其他积极感受更为强烈;同样地,同省籍的选手获得的荣誉,又不如同城的选手获得荣誉所带来的积极感受那么强烈。当然,最强烈的积极感受来自邻家孩子获得了奥运冠军。(别问本师为什么不说“自家孩子获得奥运冠军”,不想戕害自己孩子,包括侄儿侄女罢了。)
相对地,当自己寄予厚望的祖国选手失利而没有能获得冠军,人们因此而感到遗憾,沮丧也同样出于人之天性。这种人类天性与国别、文化、意识形态都没有必然关系,具有普世性。但是,它作为自然人性之一部分,它同时又是偏狭、自私和非理性的。人们为祖国、同乡、同城的选手鼓与呼并非基于事实和逻辑,而是出于偏好。这种偏好往好的方面说,是人们乡情乡愿以及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往不好的方面说是大部分偏见歧视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思潮、法西斯主义等等的重要心理来源。
从文化演变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来看,人类的理性以及现代文明的可贵之处之一就在于能够克制源于天性的对本群落的偏爱。这种偏爱在心理学里根本上就是人类认知偏误之一种,被称为“内群体-外群体偏误”(in-group-out-group bias),是人们态度形成、决策判断、行为选择主要的非理性认知误区之一。换言之,如果仅仅因为是祖国或本族选手,随着他的获奖而高兴,也跟着他的失利而沮丧,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此乃天性。但是,能够超越之,则为理性,为文明。
例如,我们为易思玲、杜丽的失利而感到沮丧、失落,此乃人性;但也同样为塔拉谢尔靠自身的努力而荣膺冠军而喝彩,此乃文明。
众所周知,本朝与数十年前的一众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相似的奥运文化,把奥运会当作是彰显国家形象和力量的舞台,而不是为了践行奥运精神所主张的“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显然,奥运精神的首要原则是参与,而不是胜利。客观而言,那些将奥运会当作是彰显国家形象和力量的舞台的国家事实上是背离了奥运精神。这些背离奥运精神的国家发展了远远超越其他国家获得奥运奖牌的能力以及与这种国家能力相匹配的所谓的“举国体制”。
像28年前汉城奥运会及之前数届奥运会的民主德国,长期以来就雄踞金牌榜的前三位。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民主德国以37金压倒美国排名第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47枚金牌列第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40枚金牌列第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20枚金牌列第三(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民主德国因抵制而未参加)。民主德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得益于所谓的“举国体制”,即以国家的名义召集具有运动天赋的孩子进行高强度军事化的集训,不断淘汰掉跟不上的孩子,最后以举国之力将顶尖选手送到奥运赛场,与其他国家自己训练、报名、民间选拔的业余选手进行比赛,从而获得压倒性的巨大优势。这种所谓的“举国体制”,用前奥运冠军李宁曾经说过的话来概括,就是“只有奥运会冠军,没有运动员”。那些没有通过层层选拔淘汰的运动员,大多数任其自生自灭,像张尚武(2001年荣膺2枚大运会金牌),像孙菲(1998年获得世锦赛冠军),像唐颖(曾获亚锦赛冠军),像徐翠娟(曾6次获得自行车全国冠军),像李颖(曾是“马家军”队长),像邹春兰(1990年全国举重冠军),等等,以及无数籍籍无名的运动员。他们不过是焙炼“冠军”的“炉渣”,从市队、省队到国家队,层层选拔淘汰,可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不仅如此,为了确保获得更多金牌,“举国体制”下对奥运金牌的疯狂追逐到了丧心病狂、利令智昏的程度。民主德国长期依靠兴奋剂来提高选手的实力。在国际奥委会意识到兴奋剂问题并逐渐加大打击力度的情况下,以“国家”的名义给运动员使用违禁药提高成绩,并且以举国之力来逃避检查,筛选新药,协同撒谎,无所不用其极。像曾经被视为整个国家图腾荣耀的,辉煌一时的“马家军”;以及有如神助般的国家女子游泳队,在一次次躲过检查的侥幸中最终仍然被检查出来,天下皆知。在赵瑜所写的《马家军调查》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披露了“马家军”以“国家”的名义胁迫运动员使用禁药的详细调查细节。只可惜该书出版公开时,这个章节(原书第十四章《药魔重创马家军》)被精心地删除,直到最近才通过非正规渠道流传出来。
所以,通过举国体制层层选拔、淘汰而幸运跻身奥运赛场的那些具有天赋和高强度专业训练的本朝选手能够获胜,固然令人欣喜,但也仅仅欣喜而已;他们失利固然令人惋惜,却有更多的心疼。易春玲或者杜丽获得了冠军,但她们并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她们从小就被选拔到专业队进行封闭的、军事化的集训,她们没有经历过同龄人那样的中学,高考,没有像我们一样的青春期,她们不是邻居家的孩子。但获得奥运首金的塔拉谢尔却不同,她对于大多数美国观众来说,就是邻居家的女孩,她是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大一新生,她有着与其他的美国同龄人没有什么差异的青春期,该上高中上高中,该申请大学申请大学,只不过她有天赋,她自己参加训练,她参加民间的选拔,然后通过选拔直接代表美国国家队。相比之下,得承认塔拉谢尔获得冠军更体现了奥运精神,更反映了体育之美,更能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们以激励和启迪。
至于孙杨,他曾经被焙炼炮制成“国家英雄”,但也曾经有过被国际上查出服用违禁药的劣迹,也曾经被“组织”上给予禁赛的处罚。他如果能在这次奥运会夺得金牌并经得起药检,当然值得鼓励和赞赏,配得上“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正如奥运会不会以约翰逊(1988年汉城奥运会因服用禁药而被取消奥运金牌的加拿大短跑选手)为荣,孙杨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对于有过使用违禁药史,来自一个曾经以“国家”名义胁迫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的靠奥运冠军而不是全民体育支撑的“体育大国”的选手,与他同场竞争的选手如果“政治正确”,当然可以不揭人“伤疤”,毕竟自己已经获得了胜利。但是,就算霍顿口无遮拦,直言不讳,那么一个文明的、理性的观众或者队伍更应该感到的是羞愧,而不是气势汹汹地如丧考妣状地怒斥对方。
从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塔拉谢尔这样的“平民英雄”,不喜欢霍顿这样的口无遮拦。我为失利的易思玲、杜丽感到惋惜,她们本有机会成为“国家英雄”;但我并不认为孙杨被“黑”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也不觉得人们“尊重”那些有过劣迹的选手的方式就是不提他的劣迹,这样的“尊重”也太廉价和可悲了。我的尊重给那些恪守奥运精神,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展现和践行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选手们,无论他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清白的孙杨即使没有获得任何奖牌,也值得尊重;而不清白的孙杨即使获得了金牌,也就只值呵呵。
有违奥运精神的选手即便是获得了冠军,即便是被炮制成了“国家英雄”,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和捍卫的,中外皆然。
(顺便一说,以误服心脏病药而致药检不合格为孙杨辩护的说辞真的令人醉了。一个曾经曝出过游泳队集体服药丑闻的举国体制的国家队能够让一个奥运游泳冲金选手“误服”禁药?!这到底是讽刺体制不专业?还是嘲笑国家队太业余?用脚趾头想想吧,雷洋有心脏病,孙杨也有心脏病,只要国家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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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8日 下午 1:50

编辑: 无可奉告

分类: 公民博客

专题: 举国体制, 价值观, 兴奋剂, 国家英雄, 奥运会, 强国梦,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禁药, 管理体制,孙杨, 金牌, 霍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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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强国子民,命若垃圾 杨猛《陌生的中国人》

《陌生的中国人》一书在中国公开出版了,但迅速成为“和谐社会”的“和谐对象”,因为它的若干内容不太“和谐”。作者杨猛揭露说:“这本书出版后被评为内容敏感,替我出版的编辑,被禁止再编时政类书籍,出版社也被宣传部批评了。”杨猛对于什么是“大国崛起”的看法与习近平迥异,他在自序中写道:“中国成为一个一流国家还缺少什么?如果人民无法享受到其中的快乐,这种崛起就是残缺不全的。”而书中的主人公们,绝大多数欠缺快乐及幸福的感觉。
变化多端的中国让外来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彼此之间也很陌生。杨猛以记者的身份游走于中国的心脏与边陲,以“陌生”作为对祖国的第一个形容词。在《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再也没有林语堂《吾国吾民》中的乐观、从容与自信,相反,幽暗的心灵、摇摆的信仰、荒芜的田园、惨烈的天灾人祸、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统……这一切让作者和读者产生了陌生、焦虑、厌恶乃至恐惧的共鸣。《陌生的中国人》让人想起柏杨写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我和杨猛都是被《丑陋的中国人》所启蒙的一代人。在杨猛小时候,父亲买了本《丑陋的中国人》给他看,他对柏杨以“酱缸”形容中国非常深刻。如今,丑陋的特质没变,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从报告文学的线索来追溯,杨猛和很多服务于南方报系的写作者一样,传承了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忧思传统”。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和苏晓康的《乌托邦祭》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新闻及历史写作的典范。然而,这些本来绕不开的经典,在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和血泊之后,偏偏被刻意绕开、强迫消失。优秀的记者和作家、《大国寡民》的作者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给研究生做讲座,九零后的新闻专业学生居然不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也。中共有让历史消失、把果冻钉在墙上的本领。杨猛以一种更加平民化、更加写实的手法,复原了刘宾雁和苏晓康的精神气质。由此,生机勃勃的八零年代与星光点点的二零一零年代终于接轨了。
如果从历史写作的线索来梳理,杨猛师法的对象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写十七世纪山东省郯城县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与人私奔,最后惨死。史景迁写:“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者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这正是杨猛写《陌生的中国人》的初衷:为底层的无名者立传。比如,他写汶川地震,一个字不提影帝温家宝的倾情演出,而写被夺去左臂的九岁小女孩周玉烨——作为幸存者的周玉烨用剩下的手臂画出记忆:“这是我被埋在废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头下面都长着轮子,这样我就能出来了。”再比如,杨猛写作家莫言的家乡及其小说的背景山东省高密县,偏偏以一名七十三岁的拆迁户宫先生的故事结尾——因为上访多次遭到软禁、拘留,这个失去家园的可怜人的心愿是:“想找莫言帮忙,能不能让莫言帮小民向领导呼吁解决一下实际问题?”喜欢抄写毛主席语录的莫言能帮这个忙吗?当然不能,即便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也不能。杨猛评论说:“这是一个作家的杰出的想象力也无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弃婴?
书中的十九篇报道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兰考好人”袁厉害女士和她收养的有残疾的弃婴们。袁厉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样的圣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块遮羞布,医院和警方发现的弃婴都送到她那里,她从民政局领取弃儿的生活费。袁厉害收养弃婴成名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借助兰考这座小城欣欣向荣的圈地开发,她跟合伙人从农民手中买地,盖小产权楼然后出售,自己家也盖起了气派的两层小楼。她的原始资本来自于民政局委托她收养弃婴的生活费。
袁厉害富起来,她收养的孩子没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场边上的破房子里,那里充斥着老鼠、垃圾、臭虫。杨猛去探访的时候,只有十七岁的小儿麻痹症和小脑发育不全的袁申负责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变黑的馒头,他们就像爬行动物一样只是活着而已。袁厉害承认,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样被处理掉,前后有三十个,也许四十个。那些残疾的、被遗弃的孩子的生命,卑贱如草、如蚂蚁、如垃圾。杨猛评论说:“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没来得及取名字,自然也无人过问。在一个户籍管理严格的国家,真实的情况却是,死亡可以做到无声无息。”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之严格乃是世界之最,这套方法从商鞅变法的时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便独裁者对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进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统治者需要的东西,中国的文人和官吏从不吝啬投入智慧和资源。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杨猛前去采访当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门为何失职。浑身酒气的民政局社救股股长冯杰从午后的饭局中匆匆赶来,面对兰考为何不修建孤儿院的问题,其回答有如外交部发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县城发展的优先考虑计划之内。”人们很难将这些肥胖的基层官员跟共产党曾经大肆宣扬的模范官员、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禄联系起来。焦裕禄那样的官员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现,冯杰那样的官员则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对象。
就在杨猛离开六个月之后,他看到一则报道:孤儿们生活的位于垃圾场旁边的房舍发生了一场惨烈的火灾。七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见过的袁申和另外几个婴幼儿。然后,中国常见的善后措施一定是处罚一群替罪羊:多名兰考的地方官员被免职,其中包括杨猛访问过的名叫冯杰的股长。袁厉害则免于追究其监护失职责任,慈善与爱心光环成为“兰考好人”最后的护身符。袁厉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没有袁厉害,会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么,袁厉害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作者没有给出答案,而是让每一个读者自己去思考并判断。存在并非合理,质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为什么中国的弃婴那么多?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原因:靠种田勉强维生的农民家庭,根本没有能力抚养有残疾的孩子,抛弃有残疾的婴孩是所剩不多的选择之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弃了为民众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职责,还竭力压制民间社团的组织和自救行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许民间自己做。否则,NGO机构岂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泛滥,让中国人缺乏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动物性层面,所谓“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换的生命体。所以,堕胎和弃婴在中国司空见惯,当事人在陈述此类事件时是一副轻描淡写的口吻。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过海”是中国的一个神话传说,杨猛用这个词语作为题目,写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的故事。他们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获得合法身份,然后从打工仔熬成大老板或小老板。
杨猛描写了作为成功者的郑建茂的经历,堪称青田移民的缩影。他们风餐露宿地偷渡国境,在欧洲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的势头从事中欧贸易,形成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近三十年间,勤劳的青田人在欧洲建立起一个隐秘王国。杨猛的写法一点都没有“励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实描述了移民在发财致富背后的困惑、挫败与痛苦。
有趣的是,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很多人又向中国“回流”。中国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们,“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作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当然,双方都刻意掩饰尴尬的过往和曾经的偷渡者的身份。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公民成为偷渡客,这个国家的荣耀当然值得怀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为母国的座上宾:有西班牙华人富豪和侨领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旅行,这被视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然而,他们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国。对第二代移民来说,“中国”是遥远的“异国他乡”。
这是一个由偷渡客组成的“小世界”,就连当地最大的华人教会的牧师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家教会从一百人发展到四千人,成为社区的信仰和文化中心。从教会的爆炸性增长中,可以看出华人移民社会快速发展的轨迹。
流动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福建人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但他们仍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犹太人已进入欧美主流社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上层建筑中经济、文化、学术、教育等领域。而中国移民中的不少人尽管实现了腰缠万贯的梦想,却并未成为当地社会的有机成分。他们一般都生活在封闭的华人社群内部,对于获得当地主流社会的认同和肯定毫无兴趣。他们更不可能像当年“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创建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更是“动物凶猛”。杨猛写道:“在非洲的中国人深受无序和缺乏道德底线的商业文化的毒害,很难主动去遵守商业游戏的规则。……一些发财的中国人喜欢炫富。在当地有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中餐馆、赌场、夜总会、妓院、地下钱庄,形成高效封闭的华人圈子。”
导游出身的苏振宇摇身一变成了加纳的一家大型金矿的矿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国对于非洲施加的巨大影响一样复杂多义。中国对非投资超越了美国,商业投资自然要求回报。苏振宇坚信“金钱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参与到当地的政治游戏中,投资支持某一位总统候选人。他毫不在乎工厂对当地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对于像驱使奴隶一样驱使当地劳工和中国劳工去淘金没有负罪感,反倒认为自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群中国的金矿主永远都不明白:“中国援助了非洲这么多道路桥梁、议会大楼和体育馆,为什么非洲人仍然讨厌我们?”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已有数千万,他们遍及全球的每个角落。对于官员、富豪和中产阶级而言,选择移民是因为对未来缺乏安全感,以及为子女谋求更好的教育机会。而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青田人、温州人和广西上林人来说,移居国外则是赤裸裸的金钱欲望和物质需求的驱动。钱是惟一的动因,他们不是为了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保障而“用脚步投票”。只要能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的勤劳工作固然对移居地做出一定贡献,但血汗工厂、污染企业等等,又给移居地带来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他们扭曲、荒诞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使得华人成为移居国的最不忠诚的少数族裔。
为什么国家是人民的敌人?
中国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制造无数“国家的敌人”,“敌人意识”使中共当局成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国家的敌人”一节写的是一度被判处死刑的“民间借贷”的操作者吴英,后来在各界的呼吁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国严厉的金融管控制度,让民营企业难以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于是民间借贷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吴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牺牲品,她的对手楼氏家族几年后也因为后台的垮台而锒铛入狱。另一个“国家的敌人”是在网路社交媒体上组织“性派对”的大学教授马晓梅,他被以“聚众淫乱罪”逮捕并判刑入狱。虽然执政党的大小官僚都包养情妇,但官僚做的事情,民众却不能做,“中国仍然依靠严刑峻法对私人领域实施着精确的控制”。其实,吴英和马晓梅都算不上“国家的敌人”,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与国家的纷争之中。真正的“国家的敌人”是主动的反抗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儿》一书中所描写的她的哥哥查建国那样的政治反对派。
中共将那些并没有推翻它的意图的民众看成潜在的敌人,每天都在制造不计其数的人权案件。本书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惨遭遇:这个智力有些迟缓的农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门广场上访。那个铜墙铁壁的地方,哪会有民女伸冤的机会?她没有清朝时候告御状的小白菜那么幸运,当即被警察带走,发配给她家乡的地方政府驻北京的“截访人员”,然后被送到“黑监狱”之中。当年,滕彪和许志永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让收容遣送制度进入历史,但比收容遣送制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监狱”随即应运而生。为了“维稳”,当局总能花样翻新,让法律的进步瞬间归零。
管理“黑监狱”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吴建将李田田当众奸污,血染床单。李田田的高呼惊动旁人,与她一起被关押的访民奋起抗震、破门而出。然后,这一事件广传网络,有记者赶来拍下少女与床单相片,震撼一时。当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层面处理此事。
数月后,该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终审宣判,强奸犯吴建获刑八年,受害者李田田只获得两千三百元人民币赔偿。本案中谁雇用了吴建并没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幕后的凶手就是共产党,法院也是共产党开的,怎么可能给李田田以公平正义呢?杨猛评论说:“对一个遭到当众强奸的被害人,判令侵权责任人两千三百元赔偿无异于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习近平也有女儿,他的女儿习明泽比李田田小不了几岁,倘若他的女儿遭到强奸,得到这样的赔偿,作为父亲的习近平会心满意足吗?李田田贫穷的父母连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费都借不到。习近平与习明泽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国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则是被践踏、被侮辱的奴隶。父亲与父亲,女儿与女儿,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过。杨猛举重若轻地写道:“北京对于李田田太不现实。她还记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跃,以及后来将一切吞噬的无助。她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
《陌生的中国人》一书,还写到了某些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相当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是罗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没有去过。这个面积多达五万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两个台湾)的中国最大的镇级行政区,却没有一个常住人口,因而没有一个户籍警察。随着巨大的钾盐工业基地隆隆动工,这片孕育过楼兰古国的土地,又迎来一群怀抱发财梦的流动人口。而在与朝鲜接壤的鸭绿江边,作者采访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国商人——用一包长白山香烟就能进入朝鲜境内,甚至可以换到冰毒。然而,彼岸那个更加野蛮的国家,不会遵循以物易物的贸易准则,一言不合,就掏枪杀人——大国崛起的中国政府,却又不愿出面捍卫本国被害公民的权益。
让我最感动的是报道是《赞美诗》。在怒江边上的小城六库,不是基督徒的杨猛发现了山头矗立的一间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们在教堂里练习四声部的赞美诗。在这本让读者始终沉重而压抑的报告文学集中,终于出现了惟一的一抹亮色:当《哈利路亚》的混声大合唱从这些没有受过正式音乐训练的妇女口中唱出,冲破雨雾,在怒江上空激荡,她们的脸上也露出杨猛在中国的土地上极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国家的强大及个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惟有那来自天上的恩典与救赎,才能让陌生人彼此成为兄弟姊妹并爱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声中、在阳光下,呈现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贵与荣耀。另外一名旅行者、《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写过一本名为《寻路中国》的游记,我想,如果真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杨猛的这篇《赞美诗》或许就是一个醒目的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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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的生活都是焦虑且迷惘的

有个大陆朋友这么跟我说,中国人口太多,生存压力巨大,人人心中都会产生一种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会让他们去争去抢,变得焦虑。我认为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是还不够全面。
在北京,多数人的生活状态都是焦虑且迷惘的,这从众人脸上的表情就可读出一二。虽然身旁很多朋友将此归因于生活压力、没钱等原因,但我认为这种心态应该还有内心的空乏。
我曾经多次戴着耳机,把音乐声音开很大,让自己独立在人群之外,走在建国门地铁站。这是个人流量很大的转运点,看着众人来去匆匆,面无表情,无意识地推挤、无意识地上下车、无意识地抢座位、无意识地坐着,各位也可像我这样做做实验,听着交响乐,阻隔了与外界的一切,就站在楼梯上,看着站台上的众人,或许你们会有这种感觉,这些人好像变成机器人了,整个场景变得陌生!
这种无意识会在各种场合上演。
 

在飞机上,当飞机前轮着地,马上就能够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解安全带的声音,一种是手机开机时的各种音乐。说一句题外话,我想,如果诺基亚的老总在飞机上,他一定会非常欣慰和自豪,因为他会发现有这么多的人都在用诺基亚的手机。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听到我们温和可亲的空姐对着机舱大吼:“那个站着的,坐下,快坐下!你别打开行李架,很危险的……”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飞机一着地就意味着安全降落了,我要跟大家讲,飞机着地后也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以失事率低而知名世界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就曾经有一架飞机在台湾的桃园机场着陆后发生了事故。事后调查显示,机场塔台的指挥出现了失误,导致飞机在错误的跑道上撞上了地面工程施工车,引起飞机失火。
我想,乘机的任何规定都是有一定依据的,哪怕这个规定比较严苛,那也是为乘客的安全着想的。这个道理,人人都应该知道,却往往在无意识中犯下可能危害自己生命安全的错误。
我无法理解,等待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乃至抵达gate的十多分钟里,到底有怎样的急迫业务,非要抢这个时间打开手机联络,而往往我听到的对话是:“喔,我刚到XX,飞机刚刚着陆,好,等我到了饭店休息一下来找你呀!”
我时常想,在一个几百人的大空间里,要让空姐不顾优雅、扯着嗓子对你大喊大叫,难道不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吗?我们中国人不是都很爱面子吗?
怀着这种不解,我跟朋友们讨论,大家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一种从众心理在支配。中国人太聪明了,大家都不愿意做傻子。别人都解安全带、开手机了,我也可以,这有什么嘛!
对于我的观察,有个大陆朋友这么跟我说,中国人口太多,生存压力巨大,人人心中都会产生一种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会让他们去争去抢,变得焦虑。我认为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是还不够全面。其中也包含了从众心理、投机心理在作祟,从中也能够看出国人“不甘为人后”的竞争心态。
因为从众心理,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欠缺思考,包括前面在飞机上提前打开手机,包括坐地铁不排队,这些行为实际上很多都是无意识的,这里面并不是你心里的真实需求,也就是别人既然这样了,我也得这样,否则我就吃亏、就傻×了!
再回到地铁,2004年我第一次来北京那趟,为了感受大陆的实际生活,我刻意去坐了地铁。在站台上,我按照在台北乘捷运先下后上的逻辑,站在门口排队。结果门一打开,上下人流挤成一堆,然后门匆匆关上,就留下我一个人还等着先下后上呢,如此这般等了三个车次!当然人多是一个因素,列车停留时间太短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呢?
我曾这么问一个二十多岁的大陆男孩,硕士!
“为什么坐地铁一定要插队、推挤?”
“我承认,大陆素质很差,北京都是外地人、农民工,他们没有素质!”
“喔,那你排队嘛?”
“排队?谁那么傻×呀,别人挤我不挤?”
“嗯……可是你是有素质的?”
“没办法,大家都没素质,我干嘛这么傻地自己排队呀,跟着挤呗!”
我有一个台湾同行,女性,家里很有钱,属于娇滴滴的千金小姐。有一次我们一起在上海坐地铁,沿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保持很优雅的状态聊天,到了下车时,她忽然推挤着众人扯着嗓子大喊:让让、让让呀!
另外,衍生出来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安全距离。在队伍中,后面那位肯定是紧紧靠着前面那位,这一点是很多台湾人在此共同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两岸在心理安全距离的承受值大不相同,而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零距离”就是造成心理巨大压力的成因之一。当然我也很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人太多所造成,但是否有必要“零距离”,恐怕也是绝大部分人没有思考过的。
我不认可将素质这件事紧紧挂接在有没有钱这个唯一标准,其实中国现在的GDP比20年前增加好几倍,但素质却没有更好!我曾这样比喻,难道当个人年所得达到一万美金时,就会忽然出现一个小天使说道:好,你们合格了,然后挥舞仙女棒,啪的一声,这个城市忽然变得井然有序,素质提升!
其实,很多行为不只是为了保障安全,还能表现气质与优雅。试着想象一个场景,身穿昂贵名牌,拿着高级手机,用英语流利谈话,却在地铁张牙舞爪地推挤着、在马路上凶狠地抢出租车、横行马路,这样的搭配还是很奇怪的。
如果没有一小部分人先提升自己然后影响周遭的人,这个社会整体如何提升?当许多有知识有素养的人在群中里选择了从众,然后又回过头去指责群众,并且为自己找寻“其实我也很无奈”的借口时,这个循环路径其实是很荒谬的。
从自己做起,然后一点一滴地开始,先从与生存没有太大关连的类似抢座位这件事开始,慢慢扩大,而不只是流于表面的高谈阔论国家乃至国际大事,这样恐怕更为实际一些!
在这里也要特别提到“感情”这个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对大陆一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在情感上的茫然甚或幼稚感到惊讶。这个族群几乎是不懂得去维系家庭关系、经营情感,而且从周边朋友得知,这是个普遍现象。第一次到大陆时,《中国式离婚》这部电视剧很热,这个剧名引发了我的好奇,离婚还有中国式的?我不但看了剧,还把小说找来看,我坦承,直到今天我无法感受与理解中国式离婚其中的为难与挣扎!不过,这个社会对情感却有着无比的渴望!说个故事吧。
又是在出租车上,从建国门到朝阳门的途中。司机车开没多久,就来了电话。我只能听到司机的话,但电话有些漏音,隐约我可以听到整个对话,而从司机的语气和内容上,电话那头应该是他老婆。
司机用非常大老爷们儿的语气几乎是对着电话里吼:“忙,开车!吃饺子啊,一天到晚吃饺子!我跟你说我开车呢,我哪有时间回家吃饺子啊!”然后就匆匆挂了电话。
隔了没多久又来了一个电话,同样是女性,司机的口气完全改变了:“哦,我现在载人去朝阳门呢,行啊,那我去接你喽。你晚上想吃什么啊……”
【心想:好啊,二奶!连忙碌的出租车司机都有二奶!】
“饺子,好呀,我也好久没吃了呢,我把人送到朝阳门就去接你喔。”
许多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把问题搁下,然后,另起炉灶。面对已经无可经营的情感,或是不知道如何经营的情感,选择逃避,然后再找一个,然后再找一个、再找一个……过程中的经验值完全被忽略,包括在相处关系中的自我检视,所以二奶、三奶、四奶就这样一直下去,然后叹息,这个世界怎么都没有人了解我呀?当然我所说的,不包括炫耀式的包二奶心态。
而这样的迷茫与重复错误就会藉由家庭教育,代代相传……
有回我在商场地下街吃小火锅,独自一人。在我旁边的女孩,大约也就二十岁上下吧,也是一个人。她坐下没多久,接了电话。
“你知不知道我中午休息时间很短,你一进去店里就不出来,我饿了,丫的,我干嘛要等你呀?”说完,很气愤地挂上了电话。
不一会儿,电话又响起……
“你丫的,别再打来了,我要吃饭。”
又挂上电话,就这样大约重复了两次,终于女孩告诉对方自己在哪里。
没多久,一男孩出现,不断低头道歉,还抚摸女孩头发,女的低头吃东西,没理男孩。这样大约持续了五分钟,戏剧化的一幕忽然上演!
男孩开始猛打自己巴掌,眼镜也飞了,菜也洒了。女孩尖叫:“你还让不让我吃饭,干嘛这样呀……”
我头也不抬,以眼角余光观察着。
然后女孩拿起外套与包包站起来走人,男孩尾随在后,快到门口时,忽然回头对着诧异的众人叫道:“操你大爷的,看屁呀……”
等我吃完,走上手扶梯时,我无意间看到这对男女在角落,女的哭,男的则很激动,双手搭在女孩肩膀上不断摇动她!
当时我在想,虽然他们两个年纪尚轻,但二十多岁,应该已经开始工作了,怎么会用这么幼稚的方式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这男孩的激动让我感觉,他是很有可能使用暴力手段的;女孩在讲电话时的狠劲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呢?如果是普遍现象,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8/%E5%A4%9A%E6%95%B0%E4%BA%BA%E7%9A%84%E7%94%9F%E6%B4%BB%E9%83%BD%E6%98%AF%E7%84%A6%E8%99%91%E4%B8%94%E8%BF%B7%E6%83%98%E7%9A%84.html

来源: 

从台北到北京

作者: 宫铃

当新闻不再需要调查

当新闻不再需要调查
近年,一个对社会至关重要的岗位在大陆基本寿终正寝,这就是调查记者。没有了调查记者,大陆的新闻突然魔幻起来。
前日《四川日报》报道:达州气温38℃,致塘水滚烫,烫死3万斤鱼。腾讯新闻“事实派”栏目随即转载。如果说几年前陕西某女记者将仿女性阴部的男用自慰器认成中医神药“太岁”加以报道只是由于无知,今天越来越多的记者和编辑已彻底丧失或放弃常识底线。为此笔者戏称:面对天气烫死鱼的消息,或许下一步就是央视《走进伪科学》状告同行不正当竞争,《今日说法》请党委裁决,新《炎黄春秋》秉笔直书“特定历史时期科学也有特殊规律”。
至于传统的谬种流传就更加甚嚣尘上。诸如“军报记者”微博称“军队才是最优秀的商学院”,证据是任正非、王健林、柳传志,还拉上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全然不问中国那个年代当兵的历史背景,更不提当今大有人在的退伍军人老板把员工当丘八训练和使用,对行贿和潜规则如鱼得水。
还有“央视财经”为深圳GDP即将超越香港欢呼。其实之前珠海已超澳门,上海超新加坡,山东超了韩国,只待福建超台湾了,可是这显然是把房价都算在内,而众所周知大陆全部商品房卖掉足以买下美国。
有些新闻就在骇人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荒谬。因为反恐压力,更因为各地群体抗议事件层出不穷,大陆公安拼命缉枪缉暴,在这一运动中立功对基层警员的仕途自然意义非凡。看到“桂林警方端掉一个‘地下兵工厂’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的消息,特别是全国大网站转载时更去掉了引号,还改成“缴获大批炮弹”,你不想知道是哪个老大生意搞得这么风生水起,也不疑惑亚太哪个犯罪团伙用得上大口径炮弹吗?
对此大陆新闻当然只字不提,因为此案查获的不过是有人用子弹、炮弹空弹壳制作工艺品,主要卖给上述军旅情深的退伍商人或乳臭未干的爱国小军迷,同样的生意,国有兵工厂也做,这无非是一家私营企业。虽然查获100支钢管,但报道始终只用“枪支弹药”这个大类概念,除了弹壳工艺品,孤身一人的嫌疑人到底是否制成了有杀伤力的枪支这个关键事实无处可寻。而同类案件中,广东小贩在街头贩卖20支仿真枪被关4年后,检方决定不起诉,获赔43万,已实属幸运,另一个因网购模型枪被判无期徒刑的孩子已消息全无。
上个月,北京地铁也称安检发现有人携带“枪支弹药”,可是显然来自地铁公安宣传部门的通稿通篇也只用“枪状物”和“疑似子弹”的说法,根本未证实到底是不是枪,也没表示要跟踪报道,大陆网民就立刻开始高潮,歌颂安检必要,感恩党的武装又保卫人民了。
不准调查的无耻新闻还有一种用法。7月29日央视报道“震惊!全球19款爆款海淘奶粉抽检40%不合格,严重可致智力低下”,其实所谓的“不合格”只是8种产品分别有铁含量略超,碘、硒、维生素K和生物素含量略低,三位大陆官办机构的专家对其健康危害的描述却全部基于最严重的缺乏或甚至中毒剂量的过量症状。
然而报道却无视所有样品污染物指标全部合格的事实,得出“不合格率竟达42.1%”的总结论,所谓最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中国国标,专家也承认是基本采用国际标准稍加修订,他们还承认其实不必设定维K和生物素含量。
最无耻的是,测评的第三方监督者,竟然是这些被测品的最大竞争者——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虽然中国奶粉企业在各个环节“已很先进”未必不是事实,但报道对国产货失信于民后消费者选择的替代品吹毛求疵,对国货在臭名昭著的环节上是否根本改善却不敢严格监督,怎么可能使“消费者大可放心”?
显然,消灭调查记者,最大的功效便是举国愚蠢和无耻,这对谁有用,昭然若揭。
http://www.botanwang.com/node/64976

来源:东网

作者:吴戈

多少课题费买了苏长和的马屁文?老泉

本来想把题目写成“只要给钱,苏长和可以证明爹爹是儿子生产的”,后来又想用“只要给钱,苏长和能证明冬天比夏天还暖和”。考虑到文章的存活度,不得不换成现在这样毫无特色,也不吸引眼球的。儿子生产老爹的“难度”确实不小,但证明“中国是为数不多搞真民主国家”的难度也不小于儿子生产老子。但是钱能通神啊,只要给钱,苏长河愿意写丢祖宗十八代的文字!
苏长河是复旦大学教授,还兼着一个什么院长。苏长河说: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说民主人们可能会笑。美国现在在国际上一讲民主,全世界人都会笑,因为它的民主政治对内对外都出现很大问题,名实不符;我一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有些人会笑。为什么会笑?因为有些人骨子里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是西方政治话语塑造下的威权和专制国家。对此,很有必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式民主政治与美国式民主政治作一对比,以消除人们对美国民主的神化和对中国民主的矮化。我认为不将对别人的神化和对自己的矮化的观念障碍从我们大脑中拔除出去,我们就不能客观地探讨这个问题,坚定走自己民主政治道路建设的信心和恒心。”
我问苏长河苏大教授,美国此时此刻希拉里和特朗普正在角逐总统宝座,这叫什么呢?“民主”一词的含义虽然很多,但“选举”是不是主要一项?全世界谁对美国的民主发笑了?地球上除了金正恩“切,你们美国居然‘选’总统,我生下来就是总统”的嘲笑外,哪个人会嘲笑美国的大选?更不要说人家选举的真与假了。
然而苏长河“骨子里认为中国是民主国家”,而且还要消除我们“对美国民主的神化和对中国民主的矮化”。我倒要问问,苏长河的“民主”含义是什么?没有选举,或者等额选举,是民主吗?曾几何时,中国老百姓不但没有言论自由,而且不能自由迁徙,也不能自主安排自己的劳动产品,他们不知道为谁工作,不能选举为自己服务的政府,请问这是“西方政治话语塑造”的吗?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吗?真是奇了怪了,苏长河居然“骨子里认为中国是民主国家”。如果这么说,连基督教的“地狱”和国学里的“阴曹地府”都不存在了。
“言论自由”苏长河承认吧?可是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里批评“开会不说会后乱说”。既然言论自由,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为什么要讲究“开会”和“会后”?既然言论自由,就应该出版也自由,那么“审查”算什么?为什么大会小会都没有我们屁民发言的机会?为什么电视广播都是让说什么才说什么,不让说就不能说?苏长河作为大学教授,大学里的“七不准”不会不知道吧?“不准妄议”不会不知道吧?这些难道不能颠覆你的“民主观”?还记得当年有个“最高指示”吗?每有“最高指示”我们就敲锣打鼓欢迎。既然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那么我的话算什么?你的话算什么?狗屁不是吧?一个国家八亿人口只有一个人的话算话,请问民主在哪儿?!
就说现在,我辛苦和你辩论,我能发表在报纸上吗?能在电台上播出吗?就是网络上,他们眼睛尖了一会儿就要删帖,这是民主国家的做法吗?
苏长河苏教授,你的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了吧?“真搞民主的中国”你亲身经历过不少,当然也听说了不少,真不知道你用什么事实论据证明你的观点!50年代胡风写了对文艺界的看法,仅仅为领导提供参考,结果打成反党集团,株连上千人。1957年先让大家说话,后来真说了又说是“右派猖狂进攻”,从此55万人失去工作,家破人亡,甚至失去生命!1959年在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下彭德怀为民请命,居然把自己的功臣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文革,不分青红皂白,武斗知识分子,砸烂公检法,在宋任穷的脖子上挂上几十斤重铁牌子,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洞穿许多老师的脑袋……请问,这就是苏长河“骨子里认为中国是民主国家”?我再说一遍,这要是民主国家,那么什么地狱、炼狱都不复存在!
最近有个赵威(考拉)被取保候审,据说出来把辩护律师告了。为什么呢?乎格知道吗?聂树斌知道吗?念斌知道吗?无辜的孩子都能打成杀人犯,想想赵威因为啥?
多么令人恐惧!无缘无故,那些人也知道你无缘无故,但是必须让你死。让你死的理由仅仅是“按时破案”。为了按时完成破案任务就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别跟我说民主、自由这些现代社会才具备的玩意儿,我只问,作为一个“人”,能如此残忍吗?如果你自己处在乎格和聂树斌的境地,你有多绝望?你有多愤怒?
房子被强拆,甚至被砸死,你去找说话的地方,你就“非法上访”了,从此你就是他们监控的对象。没有人给你解决问题。你想找一个能人出主意,然后他们再把你请的能人(律师)抓起来。苏长河呀,如果你胆小,不敢与他们同归于尽,请问你的问题如何解决?
你说“一说美国有民主人们就笑了”,请问,美国有没有这样的事?美国人别说上访,白宫门前照样示威,不是吗?
就在几天前,我们的邻县正阳,残疾人两口在不该在的地方卖西瓜,城管不让,可能是残疾人以为自己残疾就有理,顶撞城管,城管抢下双拐轮番对残疾人的身上砸去。残疾人趴在地上,为了躲避拐杖的砸击俨然青蛙跳跃,东一跳西一滚,谁看不心疼?
人啊,怎么到了特定的地方就不是“人”了呢?纵然城管有一百个理,能对残疾人那样吗?终于,残疾人的丈夫忍不住了,先用热水泼,后用刀子捅,城管倒地不起……
请问苏长河,如果我们的政府像英国那样,每一周都要向议会述职,接受反对党的质询,会发生开发商碾压钉子户的事件吗?秤砣会砸死瓜农吗?无辜少年会顶替杀人犯赴死吗?
苏长河,面对强权你可以沉默,但是你不可以为他们涂脂抹粉啊?邓小平活着的时候都承认“党内民主窒息”,你这么“骨子里认为中国是民主国家”,搞得人家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什么大学教授?什么研究院院长?苏长河你还是先当一回“人”吧!

不安全的米去哪儿了谁吃了?

            据中新网报道,国家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任正晓在杭州调研G20峰会粮油供应保障工作时表示,G20峰会是国际目光聚焦之处,为展现大国风范、体现大国实力,要尽力保障G20峰会粮油的食用和防范绝对安全,“不让一粒不安全的米和一滴不安全的油进入G20峰会保障基地”。

杭州军粮供应中心主任陈国强还称,驻杭安保部队的粮食供应采用定人、定产地、定仓、定车、定配送,“大米主要来自东北三省,部分来自江苏。粮食进入杭州后,除了进行‘三证一报告’的监控外,还将进行二次检验。”
这是中新网杭州7月26日电《国家粮食局长:不让一粒不安全的米进入G20峰会》一文中的重点之处。
消息一出即遭网民炮轰,“不安全的米去哪儿了?”、“不安全的米给谁吃了?”、““安全的米特供给特权,不安全的米上百姓餐桌!”、“不让一粒不安全的米进入百姓餐桌,才是大国风范!”、“真心想说,对自己的老百姓好点,比任何面子都要强!”。
不安全的米在中国去哪儿了给谁吃了?2013年2月《南方日报》曾披露:《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报道称,2009年,当时深圳粮食集团从湖南省粮食局下属企业和中储粮湖南分公司各直属库采购的上万吨大米被查出重金属镉含量超标,但深粮集团只返退了一百余吨湘潭大米,其他的都被降价处理,后辗转到广东市场流入百姓餐桌。
湖南稻田受重金属污染实际上越来越严重。湖南省农业厅曾在全省耕地质量管理会议上披露,湖南省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总体呈现出从轻度污染向重度复合型污染发展、从局部污染向区域污染发展、从城市郊区向广大农村发展的趋势,全省受到镉、砷、锌、铜、铅等重金属污染越来越重。由于污染物通过根系吸收在农作物上积累,直接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
对于湖南重金属超标大米,此前广东人是消费大户,而大米又是日常主食,事件的曝光严重触动广东人对于食品安全的脆弱神经。长期食用重金属超标的大米不仅影响儿童智力发育,也导致成年人出现早衰痴呆等症状,严重危害国人的身心健康。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大米重金属超标,由于各地都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以致全国土壤被严重污染,加之使用各种有毒农药,农田里已无法生产出合格的大米。大米重金属超标,实际上不只湖南,重金属超标全国都有。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其中铅超标率为28.4%,镉超标率则为10.3%。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六区的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2013年5月16日,广州市食药监局公布了大米抽检镉含量44.4%不合格,但很遗憾,广州市食药监局只公布抽检数据,不肯公布具体名单,也不透露被检出镉超标大米的品牌。毒大米泛滥,让公众惊慌且愤怒!这意味着今日中国不仅牛奶蔬菜家禽猪肉牛肉羊肉海鲜等等不安全之后,日日必需的大米也不再安全了。
除了重金属超标大米,还有黑心企业把陈化粮以及霉变的大米通过抛光加工处理包装成优质大米,然后销往全国各地。陈化粮产生的黄曲霉毒素,是一种致癌性很强的剧毒物质,消费者很难通过“看、闻、摸、比”进行分辨,特别是经过机选抛光处理之后,这样的毒大米更难辩识。
从近年来媒体数以百计的报道来看,陈化粮的恶意售卖有在全国各地扩散的趋势。陈化粮本来是给猪吃的饲料,现在变成了给人吃的食物,陈化粮过去只是隐蔽的出现在农贸市场,出现在民工食堂等被边缘化的人群饭碗里,现在却出现在普通老百姓经常光顾的各大超市,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大米是许多中国人的日常主食,长期食用毒大米显然会导致慢性中毒。有研究发现,镉中毒者会出现骨质疏松、萎缩、变形等一系列症状,严重者会导致结缔组织损伤、生殖系统功能障碍、肾损伤、致畸形。最新研究成果还表明,镉能引发人类乳腺癌等病症。